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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王陛下,你是美国社会永远的局外人

2017-04-24书评集萃389柏琳(新京报记者)新京报2017年02月25日第B02:书评周刊·主题 [    ]  [打印]

安·兰德(Ayn Rand,1905年2月2日-1982年3月6日),原名“阿丽萨·济诺维耶芙娜·罗森鲍姆”,俄裔美国人,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、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。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,强调个人主义的概念、理性的利己主义(“理性的私利”)。

 

《安·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》

索书号:K837.1251/18

作者:安妮·C.海勒

版本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16年1月

《安·兰德传:生平与思想》

索书号:B712.59/42

作者:刘仲敬

版本:商务印书馆

2015年1月

 

    她是火了半个二十世纪的“美国精神教母”,但她连一个美国人都不是,连名字都是后来改的——安·兰德,一个俄国犹太女孩。

 

    这个被历史赋予“自由资本主义世界”捍卫者身份的小矮个女人,有一双摄人心魄的黑眼睛,她一辈子深信,自己的额头上有一个“隐形王冠”。

 

    但她不是真正的女王,且不说新大陆从来不需要贵族,就是她真成了偶像,有多少人又知道她的过往——一个美国社会的局外人,狂热拥护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。

 

    俄国的气质,美国的心

 

     “除了英雄,我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”

 

    1940年,西方世界正在二战漩涡中,美国民主党人罗斯福打破一百多年的宪法习惯,第三次竞选总统,兰德首次投笔从政,为共和党人威尔基竞选奔走。当她在街角电影院里发表反对“罗斯福新政”的演讲时,质问者喊道:“你也配谈美国?你是个外国人!”她用浓重的俄国口音回答:“我是自己选择做美国人,你不过碰巧生在美国!”

 

    兰德没有“碰巧”的运气。1905年2月2日,她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中产家庭,原名阿丽萨·济诺维耶芙娜·罗森鲍姆。从1905年直至一战,反犹太暴力遍及俄国;1917年“十月革命”爆发,罗森鲍姆一家去克里米亚避难。

 

    苏维埃新政权并不欢迎阿丽萨父亲这样的“犹太商人”,他也厌恶新政权,“首先,作为一个前店主,他不会被任何苏联的行业接受。其次,他也不想干……他在大罢工。”在她眼里,父亲犹如一个叛逆的英雄。

 

    对英雄的渴望,将成为她此生的执念。作为一个早慧的犹太优等生,从小就渴望个人主义英雄,日后在她的小说《我们活着的人》《源泉》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等书里,不断出现这样的人物:特立独行,蔑视庸俗的大众和横暴的当局,只相信自己的推理,坚信理论可以审判世界。

 

    尼采的著作成为阿丽萨中学时代的读物,尼采的“超人-庸人”二分法让她产生了共鸣。上大学时,又迷上了亚里士多德,其三段论逻辑学教会她一贯性的严密思维。

 

    到美国后的兰德,终生对人类理性保有绝对信任,不接受基于感情的认识论。然而,她从小就爱看英雄的浪漫传奇。九岁时,她看到一篇叫《神秘谷》的故事,一个叫塞勒斯的英国步兵上尉历经艰难,带领同伴冲出被囚禁的峡谷。这个男人被描绘成一个英俊的英雄,勇敢而傲慢。很多年后,兰德的文学主人公也是这样“高大,长腿……头发下垂遮住了一只眼”的男性,包括《源泉》的霍华德·洛克和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的约翰·高尔特。她后来对情人布兰登说,“除了英雄,我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。”

 

    阿丽萨的精神气质是俄国的,却怀揣着美国梦。她最早关于美国的遥想可追溯到两岁半,那时和父亲并排坐在窗前看俄国第一批街车,当然不知道修筑街车线的是美国威斯丁豪斯公司,而只记得对美国式资本主义明亮灯塔的喜爱。

 

    1924年,阿丽萨大学毕业。两年后,她把打字机放进外婆送的箱子,穿上母亲的旧波斯羊皮夹克,离开了俄国。火车开走后,父亲对母亲说:“(阿丽萨)会向世界展示她是谁。”

 

    阿丽萨再也没有重返俄国。她变成了安·兰德。

 

    古怪的自由主义者

 

    失望地站在美国舞台上

 

    1926年2月19日,游轮在漫天飞雪中驶入纽约港。黑眼睛的阿丽萨在甲板上抬头仰望,看到曼哈顿的高楼刺穿天空,那是“柯立芝繁荣”的巅峰期。她幸福地哭了。

 

    在纽约开往芝加哥的火车上,21岁的阿丽萨改了名——安·兰德,无根无缘但听上去很美。

 

    芝加哥只是中转站,在苏联时,兰德就狂热喜欢电影,来美国后决定去好莱坞。据说第一天就挤上了导演塞西尔·B·德米尔的车,后者给了她一份写剧本的生计。在片场里兰德认识了临时演员弗兰克·奥康纳这个英俊的美国人。她倒追他,并赶在美国签证到期前和他结了婚。

 

    1929年后,美国开始了“大萧条”,兰德完成电影剧本《红色人质》、舞台剧本《一月十六日夜》和小说《我们活着的人》,为她奠定了成名之基。

 

    新兴的苏联政权是当时社会热点,《红色人质》和《我们活着的人》搭上了“俄国热”顺风车,1932年环球影业以700美元买下《红》,成为兰德文学荣誉的起点。《我们活着的人》1936年出版,确定了她的政治地位——一个反苏联的演讲人。她四处接受采访,描述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。

 

    她从来没想过离开美国。由于舞台剧《一月十六日夜》演出成功,纽约戏剧界大佬伍兹希望该剧在百老汇上演。此时,实现经济自由的兰德,投入了从20岁就想写的思想小说《源泉》,讲述一个粗野的美国建筑天才霍华德·洛克的故事。它代表兰德想创造的“个人主义”新世界。

 

    1943年《源泉》出版,恶评如潮,却不妨碍它登上畅销榜。华纳兄弟公司用五万美元买下《源泉》电影改编权,兰德自嘲,“我在一夜变成了资本家”。

 

    1945年秋,《致的读者》印制,建构了兰德的公共传奇。然而,兰德对出身闭口不谈,多数人不知道她是犹太人。那几年,读者更愿意接受《源泉》诞生时被出版社拒绝12次的故事,这是兰德“个人主义”的奋斗史。

 

    声名显赫的兰德开始尝试从文学走向哲学,写下《个人主义者宣言》,把集体主义定义为“个人对团体的屈服”,年轻的粉丝团开始聚集:撒迪厄斯·阿什比、阿尔伯特·曼海姆和沃尔特·艾伯特,这些男青年都是兰德周末粉丝团的成员。

 

    1946年,好莱坞充满党争气氛,麦卡锡时代开始了。兰德和朋友建立“电影联盟”,反击渗入电影界的共产主义势力。1947年10月,兰德为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,发现听证会期间没人关心她的哲学,自由主义者嘲笑她的小说,把她当作右翼“晚礼服饰边”的公认成员。兰德也很失望,说听证会是“一个令人恶心的奇观”。作为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,她却反对党派的自由加入,在她的思想里,始终藏着暴乱祖国的意识形态碎片。

 

    兰德的乌托邦

 

    女王暴君死于心碎

 

    《源泉》的读者平均每年新增15万人,对兰德来说,只有一个崇拜者有特别意义——纳撒尼尔·布兰登。从1950年赶往兰德的农场起,他和“女王陛下”保持了十四年畸恋,并将妻子芭芭拉和她的堂弟佩科夫以及未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,转为兰德的信奉者。

 

    与此同时,800多页的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在1957年完成,把柏拉图、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打入新个人主义的哲学地狱。主人公高尔特最后的演讲,总结了兰德所有的哲学命题:包括客观主义、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。从此,她的哲学拱心石得以造就。这一年,门徒为偶像选择了“客观主义”这个词,作为兰德思想的概括,含义是,客观现实永恒不变,人类靠感知和理性可以领会。

 

    在这本小说的出版上,兰登书屋的老板建议删减高尔特的演讲,兰德的回答后来成为出版史佳话:“你会删减《圣经》吗?”但反响很残酷,其中以巴克利主持的《国民评论》上的文章最甚:“老大姐在看着你。”对评论的期待幻灭,从此她的作品仅限于讲稿、杂文和诠释性册子。

 

    五六十年代是兰德的黄金时代。在布兰登夫妇经纪人团队和粉丝团的包围下,兰德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公共哲学家形象。

 

    她的脾气越来越大,布兰登忠心耿耿地帮兰德“统一思想”,向门徒灌输兰德主义基本信纲。

 

    她患上了抑郁症,变得猜忌,清除异己:和奥地利经济学派闹掰了;布兰登因为终止情人关系被开除了;与惟一的科班哲学家约翰·哈斯普斯因他不喜个人崇拜而绝交;早年的导师型密友帕特森早被她从记忆里抹去。

 

    佩科夫是兰德晚年惟一安慰,他对宗师深信不疑,但兰德依然没把原属布兰登的“精神继承人”头衔交给他。

 

    1979年,丈夫弗兰克去世,此后,邻居常看见“看上去像个穷苦的俄罗斯老妇”的兰德出门独自散步。1982年3月6日,兰德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。

 

  时光倒回圣彼得堡的岁月,童年的阿丽萨看了一本儿童书,讲述俄国女沙皇凯瑟琳孤独的少女时代。书里写道,一个算命者在宴会上看到印在凯瑟琳额头上一个看不见的王冠,预见她有辉煌的未来。阿丽萨从此深信,自己也将拥有凯瑟琳那样的“隐形王冠”。只可惜,这位女王陛下去错了地方,对于自由的美利坚来说,兰德只是一个外来的俄国犹太小女孩。